《创造自己》读书体会



二十年多年前,作家刘墉以一封封亲切的亲笔信,写给刚考上纽约史岱文森高中的儿子刘轩,信中针对儿子每日生活所遭遇的事件加以发挥及引导。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为什么不说 “不”》 ,观点可概括成三点:1.很多人不擅长说“不”,2.这样无益于个人发展,3.要学会说“不”。

我对这点没什么感触。事实上我生活中有太多人非常擅长说“不”,即使我说一句“对于这件事我有点惊到了”,也会有人立即反驳我:“你这都不懂,某某说这种话才是正常的……巴拉巴拉巴拉……”我说“校园网的套餐在APP上只显示了价格和时长,没有其它内容”,马上就会收到“肯定有,只是你自己眼瞎没看到而已”这种答复,直到我把手机拿给那人看,那人才罢休。

这也给我带来了一点改变。我虽然英语不是很好,暂时还没过四级,但是经常在句子里夹杂一些单词,比如“这事非常impressed我”,“GitHub又被ban了”,“wtf(what if)”,“lol(laugh out loud)”,“IMFAO(In my Frigging Arrogant Opinion)”,“good for you”,这样让我很难被反驳。

其实,只是说“不”还算有礼貌的。对方没说“滚”,“你算老几”等等已经很客气了。

可能是因为所属阶层不同。刘墉作为中年男人,是投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圈子里的人有点文明病毫不令人吃惊。我在家乡见过的大部分中年男人连买包烟都要犹豫,早上煮面放不放蛋都要纠结,一个月基本工资两千不到,如果一天不骂人会显得反常,因此他们说话粗鲁完全可以理解。

在第二封信迟到大王里,作者并没有抓住拖延症的成因,拖延症的成因有两点,一是做的事情是被要求的,不是自己主动去做的。如果一件事是自己主动去做的,即使内心并不是真心喜欢,也会产生动力去做;二是做的事情要被评判,而且评判标准很主观。

第五封信的主题是“人体的机器”。观点可概括成三点:1.人生就像开矿淘金,趁着年轻就要努力挖掘2.青年时的沉淀在老了以后可以成为平淡真切的东西。3.人在很多方面有点像机器。 我同意作者的第一、三个观点。我也有自己的观点:人在青年时期对现实和生活世界还不够了解,以至于没有向现实屈服,这是青年最大的优势。

作者在大篇幅夸美国人有礼貌的同时,却只看到了表层:

“必然因为那些孩子的家庭从小就教导他们应有的礼节,大人们之间也都举止优雅,所以礼貌成为他们自然有的反应。 ”

那么那些美国孩子的家庭怎么就有条件教孩子懂礼貌呢?

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线:中国:1.21美元/日(3000元/年)马来西亚:1.45美元/日(763令吉/月*四口之家)俄罗斯:6.8美元/日(9662卢布/月)中国台湾:17.7美元/日(16700台币/月)日本:25.6美元/日(112万日元/年)美国:32.2美元/日

就台湾这种收入水平,怎么能和美国比?因为收入低下,必然工作时间长,陪孩子的时间也就少得多,而经济的发展,经常是极其缓慢的过程。

礼貌水平差还有一个原因,即身边有太多和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人。比如,假如有一个地方在一些时期由于户籍管制,不是想在哪里租房生活都行,想结婚生孩子需要买房落户,否则老婆拿不到结婚证,没结婚证办不了准生证,孩子只能是黑户,那么这户人家和政府部门就有利益冲突;前几年,因为有外地人希望从小在上海上学的孩子能在上海高考并且在网上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而被一些上海本地人骂作“蝗虫”,那么外地人和本地人又有利益冲突;在中国,想开出租车并不是登记一下就行的,出租车牌照发行量少,出租车司机申请不到而且买不起,只能向一些有牌照的公司交份子钱,而网约车司机却不用交高额的份子钱,于是前阵子就闹出了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大打出手的新闻,出租车司机、拥有拍照的公司、网约车司机就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冲突。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这样到处都是“敌人”的环境中,人是很难做到彬彬有礼的。

在《迎向战斗》一节中,作者要求孩子无论遇到何种困难情况,都必须fight back,不能play opossum(装负鼠),必须勇敢迎击困难。

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试想,如果一伙组织紧密的土匪出现在一群互相之间毫不信任互相坑害的普通人面前,即使普通人的数量占了绝对优势,土匪们也必然会占据极其有利的地位。这群普通人谁若敢出头,马上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在历史终结、末民占多数的国家特别常见。

刘墉的《创造自己》这本书,成书早于《跨一步,就成功》这本书,而《跨一步,就成功》一书是写给自己的女儿的。作者和自己的女儿谈论更多的是学习方法问题,也就是在通往成功的路上适当的方法的探索问题。作者在这本书里与儿子谈论更多的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通向成功之路的作为基础的做人处事问题。做人处事的方法和原则都是与社会大环境这个背景紧密相关的,不能将20世纪末作者在美国的为人原则套用到其它地方。比如,唐朝安史之乱睢阳保卫战中,张巡死守睢阳,在此过程中吃掉了三万城中百姓,在这种地方,还有讲道德的必要吗?

刘墉对于爱的产生机制的理解也很表层: “这世上不是被爱得愈多的人,愈懂得回报爱。反而爱得愈多的人,愈会加深地去爱! 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来自前人的爱有多么伟大。”

这和做了好事以后产生愉快满足的心理体验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当然,作者有将其建构成“伟大”的权利。

刘墉的书很适宜作为郁闷时看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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